2008年3月4日

　　邢燕子

　　3月5日，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纪念日。每提及到周总理，我的心情总是非常的激动。凝视总理的照片，我浮想联翩。

　　在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下，我由一名普通的女青年，成长为知识青年这一社会阶层的代表。我13次见到过敬爱的周总理。我的滴点进步，都是在总理的搀扶下取得的。

　　知青在周总理心中有位置

　　1964年，我作为知识青年的代表，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。下午会议开始前，有工作人员把我介绍给主席。

　　毛主席非常高兴，领着我手走出湖南厅，来到主席台找座位。

　　迎面走来了周总理，问我：“你是燕子？”。

　　“是。”我点点头。

　　“你的名字我已经很熟悉了。”总理说。

　　散会后，总理又和我、陈永贵、董家耕进行了无拘束的亲切交谈。恰逢主席过生日。在总理“操持”下，主席用稿费请我们二位知青参加了主席的生日晚宴。

　　1965年冬，周总理送一个外国总统路过天津，听说市委正在开代表会，就顺便到会场来看望大家。周总理走上主席台，一眼便看见了我，亲切地握着我的手，问：“燕子，你们宝坻不是有三个姑娘吗?那两个姑娘来了吗?”

　　“都来了，在台下。”我说。

　　总理听了非常高兴。

　　在总理关怀下，宝坻县的邢燕子、侯隽和铁姑娘张秀敏，还有老知青王培珍，都得到茁壮成长。

　　1968年12月，我作为河北省革委会筹备组成员来北京开会。周总理接见（几个会议的）全体成员。一时没有见到我，就高声问道：“河北省的燕子来了没有?”我忙站起身向总理招手，说：“总理，我来啦!”总理也高兴地向我招招手：“好，请坐!”

　　总理的关心，令我心情激动。瞬间，会场响起了掌声，在场的筹备组其它成员也都为我高兴。

　　倾心培养知青成长

　　1966年的国庆观礼，是总理邀请我参加的。我和其他全国劳动模范住在中南海，睡的是地铺，吃的是粉条白菜烩豆腐。深夜，总理处理完外事来看大家。对简单的吃住，向大家抱歉。后来听食堂炊事人员说，主席、总理和大家吃的同是一个锅里的饭菜，我非常受感动。

　　1973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的日子。国内组织代表团访问日本。周总理给了我一个机会，也应该说把机会给了全体知识青年。总理对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说：“让燕子跟着到国外去经经风雨，见见世面，学学知识。”总理考虑到我是个农村姑娘，缺乏外交礼仪方面的知识，又委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，派人教我基本的外事礼仪、日本的礼节、生活及风俗等。廖承志指派全国人大工作人员李玉莺大姐教我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0多天。

　　4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，邓大姐带着秘书赵炜来看我。邓大姐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总理非常关心你，又不放心，让我来看看你们出国的女同志，看看你。家里的情况都挺好吧？学芝（我的丈夫）好吧？”我一一做了回答。

　　4月14日的凌晨，周总理特意来为代表团送行，和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三个半小时。周总理对大事小情想得非常周到，应当注意的事情都嘱咐到了，句句充满亲情，感人至深。

　　总理问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田中角荣首相去年访华时赠送的樱花树都栽到哪里了？成活了多少棵？樱花树是喜欢酸性土壤还是碱性土壤？”并要代表团采几片樱花叶回赠给首相。确切的说，总理就是通过发问，让大家多掌握一些中日交流的知识。对日访问中，这些知识确实起到了非同一般的沟通、交流作用。

　　周总理对我说：“燕子，我知道宝坻县有三个铁姑娘（邢燕子、张秀敏、侯隽）的事，是黄宗英向我讲的。”我理解了总理讲话的用意，利用在上海换乘飞机的空闲，我和郑凤荣一起去探视了黄大姐。当时我并不知道黄宗英大姐的丈夫赵丹还在蹲“牛棚”，自己过着冷落寂静的生活。

　　黄宗英大姐对我的到来感到很突然。说：“鬼都不来敲我的门，是那阵风把你吹来了？”

　　“总理非常关心你，让我来看望大姐。我去日本，换乘飞机还有空闲的时间。”我说。

　　黄宗英大姐的情绪立刻激动起来，仰望着镶挂在墙上的总理相片，和我抱头痛泣。”

　　1975年3月，中国民航与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民间通航典礼。我牢记总理微笑、温文的接待原则，热情、大方、微笑。令罗方的代表及团长都感到非常满意。

　　通过出访日本和接待外宾，使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总理。总理之所以赢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尊敬，除有他丰富的外交经验外，能容纳江河的广阔胸怀，统率千军万马的韬略及非凡气质外，更有他接人待物注重细枝末节的风范。

　　帮助知青解决难题

　　我被树为全国知识青年先进典型以后，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。有一个时期，我被各级政府安排了大小职务十六个。由于外出活动过多，参加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我心里很是不安，担心长期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。我和侯隽通过记者写“内参”，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中央。周总理当即建议只保留我的“上一职”(市委副书记)和“下一职”(村党支部副书记)。我从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中迅速解脱了出来。

　　周总理关心我的成长，也关心宝坻大洼的建设。问我：燕子，你们那儿是大洼，能种什么庄稼？收成如何？我把盐碱洼地的实际情况和不成比例的血汗付出，跟总理做了汇报。总理鼓励我们要向大寨学习，多养猪多积肥，搞秸秆还田。还让天津、北京的领导对我和侯隽的工作给予支持。

　　1970年，中央下达了涉及知青工作的文件，天津市向有插队知青的生产队、村及农场馈赠了一些农用机械。总理让天津市的解学恭、吴岱等领导支持一下当时还属河北省管辖的宝坻及我的工作。天津市用无息贷款的形式，支援了我们司家庄两台55马力的拖拉机，一批水泵、电机、水泥电线杆等，价值5万多元。天津还投资帮我们村办了一个铆钉厂，支援了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；在大钟庄建了一个十八流量的扬水站。为改变司家庄的落后面貌发挥了很大作用。特别是扬水站的建成，使我们村的粮食从亩产几十斤增长到几百斤。

　　1973年8月参加“十大”时，我被选为主席团成员，并当选为中央委员。周总理来看望天津组的代表，见我们几位女同志坐在后边，就说：“请后面的女同志都到前边来嘛！”我们几位女同志起初有些不好意思。周总理又指着我笑着说：“燕子又从河北飞到天津来啦！（宝坻刚从河北划归回天津)”

　　总理还多次通过侯隽打听我的情况，让她多协助我。

　　对知青的前途负责任

　　周总理和邓大姐生前没有养育儿女，但他们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晚辈关怀备至，胜过父母之爱。

　　周总理始终把知识青年工作作为一项大事来做，关心、爱护知识青年，对知识青年负责到底。各地的知识青年工作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况，总理非常重视。

　　1973年4月，总理指示国务院负责分管知青工作的同志，召开涉及到全国千万知识青年利益的会议。议题很多，重点围绕对知青的安置等问题，时间长达40天。

　　总理亲自召见了国务院分管知青工作的林乎加，说：“关于对知识青年的安置等问题，一定要多听听邢燕子和侯隽的意见。”

　　我和侯隽被通知参加会议。周总理又委托华国锋同志（时任公安部长）接见我和侯隽。华同锋同志和我们畅谈了一个多小时。中午和我们在一起吃了饭。

　　总理（夫妇）永远活在知青心里

　　十届二中全会以后，我就没有再见到周总理。通过报纸、电视了解到周总理经常在医院里会见外宾，我心里还有一丝安慰感。看到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瘦，我又很是担心。

　　一次在北京见到邓大姐，我打听周总理的身体情况，邓大姐含蓄地说：“不进则退喽!”我听了，立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周总现已经患了膀胱癌，只是没有向外界透露。

　　由于“四人帮’压制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，我没能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，在家里大哭了好几场。

　　1984年，邓大姐到天津过五.一节。我见到大姐，就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，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情不自禁的落了下来。

　　敬爱的周总理，您以重似高山、深似大海的情，时刻挂记着知识青年这一群体。我们的成长，得到了您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　　英魂矗立是高山，汇入江洋润万物。

　　时光做永恒公证，音容笑貌留人间。

　　1992年7月11日，听到了邓大姐逝世的消息。瞬间，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懵了。

　　大姐生前喜欢马蹄莲，当时的北京是全民祭奠，别说买马蹄莲鲜花，就连普通的鲜花也都买不到了。我们驱车转了不少地方，最后买了两束绫子做的马蹄莲。

　　庄严肃穆的西花厅前，已经摆满花圈花篮。一眼望见灵堂内“沉痛悼念邓颖超同志”的黑色布标，我的两腿顿时不听使唤，我和侯隽失声痛哭，连签到都忘记了。当工作人员提醒时，我的手已经颤抖得无法写字。我俩把两束洁白高雅的马蹄莲花敬献在大姐的遗像前，为大姐深深地鞠了躬。我和侯隽俩在邓大姐的遗像前、在西花厅门口记录下了这难忘的瞬间，作为永远的回忆。

　　在邓大姐遗体火化前，我和侯隽早早来给大姐守灵柩。哪怕多守一分一秒。看到人们声嘶力竭的痛哭，我更是心如刀绞。

　　我和侯隽还担任了周邓纪念馆的义务馆员。每逢周总理、邓大姐的诞辰、祭日，我都要去“周邓纪念馆”纪念，用切身体会，向来瞻仰的人们叙说令我铭记的件件往事。

　　2001年，我从北辰区人大领导的职位上退了下来。目前我的生活很充实。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做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方面，经常出席各地教育下一代的研讨会议；抽出时间探视离、退休的老干部；习书法、练绘画等。

　　(本文由李瑞林协助整理)